欧阳军喜
“历史要重演吗？”1948年初，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在独立时论社特约各报上发表了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提出了这关系重大的一问。周鲠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的对德对日政策，可能会导致德、日两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从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政策的覆辙。随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发表了一封给周鲠生的公开信，为英、美的对德对日政策辩护，并认为苏联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对于胡适的反驳，周鲠生再次作出了回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加入到这场讨论之中，或同情周鲠生，或支持胡适，演成一场关于国际形势的大论战。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周、胡之争。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关于国际局势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它是中国知识界内部分化的产物，同时又加剧了这种分化的趋势，反映了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复杂走向。学界对这场争论研究不多，对这一争论所蕴含的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认为，1948年的周、胡之争，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两种不同的外交主张的分歧在中国的反映，而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理念。试申其义。
一、论争与焦点
胡适与周鲠生是一对相交多年相知甚深的老朋友。1922年蔡元培聘请周鲠生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其时胡适也在北大任教，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1938年9月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周鲠生也因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赴美。会后周鲠生应胡适之请，留在大使馆任职，协助胡适处理外交事务，直到胡适任职期满。在华盛顿的三年间，周鲠生是胡适的座上客，几乎每天他们都要讨论正在进行的战争与未来的和平问题。那时他们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也大体一致，但是这一次，这两位老友在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直接引发这场这争论的，是周鲠生的《历史要重演吗？》一文。周氏自称写作此文的主要动因是担心“日本的卷土重来”，人类会“再遭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胡适在看了周鲠生的文章后，对这位老朋友的观点颇感“惊讶”，于是花了四天的时间，给周鲠生写了一封长信。胡适写完此信后，也寄给了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王世杰意识到“适之自此将开始‘反苏’之论战”。2月1日，胡适此信也在独立时论社特约各报上同时刊出，立即引起各方的关注。青年党主席曾琦两次发表谈话，以示对胡适的响应。一些胡适的追随者，更是希望言论界对“甚么是侵略势力”与“苏俄是不是一个新的可怕的侵略势力”这样的问题，也像科学与玄学之争那样，引起一场热烈的讨论。随后，各地继起响应的也不少。2月底，《中央周刊》把从北平、武汉、南京三地收集到的11篇评论文章，连同周、胡俩人的原文，编成“关于周鲠生胡适之的论战”专辑发表，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论争已完全超出了周、胡俩位友人之间的探讨，而演变成一场波及政学两界的大论战。
周、胡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德对日政策？第二，苏联是不是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周鲠生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今日对德对日和约问题之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两国的复兴，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战时这两个强敌以抵制其他一个战胜的盟国。”胡适则断定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根本政策”；周鲠生认为“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像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胡适则认定“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这是他们俩人不同的意见，也是这场争论的焦点。
关于战后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德对日政策，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周鲠生就明确主张战后应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他提醒西方各盟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仅过了20年，又复兴成为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应成为战后联合国家在处理日本问题上的一个警示。这一次，他再次重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重新武装的这段历史。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方面的西方列强，在防制德国侵略势力复兴上，原来意见一致。但到了执行和约的时候，他们的政策便分歧起来。经济利益的立场、政治均势的考虑使得有的西方国家不求切实执行和约以防制敌国复兴，反而以抑制盟邦扶植敌国为国策，其结果是凡尔赛和约自始即未获彻底的有效的执行，德国逃避或解除和约条款的钳制，获得机会从事经济的军事的复兴计划。周鲠生希望这一历史不要重演，希望战胜的各盟国能够一致贯彻战时各国同意的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大方针，切实管制两国，不但全部解除他们的武装，而且彻底消灭他们文化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一切可以助长侵略势力的因素。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对德对日的和约仍未达成，各国的对日对德政策出现分歧，不复能维持战时共同对敌的精神。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使议和政策不能一致，这让周鲠生颇为忧虑。他写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将要重演吗？这是关系今后世界和平及人类死活之一个重大问题。在大战期中，联合国列强政治家所表示的一贯精神是要为国际永久和平根绝侵略势力。而战后厉行管制敌国，使侵略主义者不能恢复军事的经济的实力再来威胁他国，则认为联合国列强的共同责任。现在和约尚未订立，列强政策已呈分道扬镳之象。是不是又要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德政策的覆辙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德国一败涂地，但是不到二十年，她又成为威胁欧洲乃至世界之最可怕的势力。那一个大势力的培养成功，民主国家，尤其英美不能不说是负一大部分责任。在远东方面，战前日本之强大，得力于西方列强之扶植和纵容也不小，英美尤其重视日本的力量和地位。……最值得记忆的是，西方列强原来扶植德国，意在恢复大陆均势及抵制苏联，而不意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妥协均势立破；他们原来想利用日本强大，在远东对抗苏联势力，而不意到一九四一年春间，西方列强最危急之时，日苏间居然订成中立协约，致一时令人感觉有日德苏形成联合阵线，共同对待西方列强之恐惧。对于西方民主社会，那个历史的教训应该是够大的了。”
周鲠生的这种担心其实在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存在。费孝通曾指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扶植德国，德国利用英国畏苏的心理重整了军备。英国原希望德国的武力会指向苏联，但结果却是法国的沦陷和英国的危急。他讽刺美国是个“没有历史意识的国家”，并提醒美国，扶植日本，最先遭殃的固然是中国，但美国也决难幸免。王铁崖也认为，在处理对日问题上，波茨坦宣言的精神已被抛弃，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反动旧势力又开始活跃起来。他指出：“历史的教训如果值得重视的话，我们很容易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富强之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在其富强的过程之中无疑的是得到英国的援助与美国的支持。但其结果，使英美两国的利益受打击，安全受威胁的并不是所要预防的帝俄，而是所援助与支持的日本。”可见，与周鲠生一样怀有此种忧虑的人并不少，只是周鲠生把这样一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赤裸裸地摆到了公众面前。
胡适完全不认同周鲠生对时局的估计。他以“西方民主国家的负责言论与行动”为依据，断定他们并没有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政策。他的主要依据就是由美国提出而英国附和的“四强共同制止德国武装四十年协约草案”。这一草案于1946年4月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在巴黎四国外长会议上正式提出，1947年4月又由马歇尔在莫斯科会议上再次提出，但都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反对，特别是在关于德国赔偿问题上，苏联方面完全不同意美国对此项协议文字条文的解释。美国认定波茨坦协定的原意并不包括从现有生产获取赔偿的意思在内，美国担心从现有生产中获取赔偿会“使德国恢复自给自足经济的时间延长”，这与美国计划三年内使德国经济恢复的设想冲突。苏联则极力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前此雅尔塔协定上已经准许苏联从现有生产中获取赔偿。胡适认为，美国的提案“正是要一种维持集体安全的武力来长期制止德国侵略势力的复活”，苏联应该予以承认，所谓“防制德日复兴”应该解释作尽力防制这两国的武装与侵略势力的复活，并没有不许德、日两国民族在世间过和平生活的意思。他还强调，美国政府表示，同样的四十年协约可以适用到日本，因此中国大可不必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对日政策忧虑。
尽管周鲠生对胡适所作的“防制德、日复兴”的解释原则上赞同，但对胡适依据美国提案所作的推论并不认同。他举新近美军陆长在旧金山的演说为证，说明美国的对日政策确有改变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周鲠生获得了大量的支持。钱克新指出，胡适所说的美国提案的内容，其远景就是要复兴德国为西方集团的一部分。他赞同周鲠生的观点，认为“对德日的宽容政策，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因为这样就可以恢复他们于战后藏伏地下的侵略潜力而再驱世界于战争。”郭沫若、马叙伦也对胡适引以为据的美国提案作了具体分析。郭沫若认为美国的提案事实上比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都要退步，美国的用意是要“存心和苏联不合作”，推行“巨棒外交”。马叙伦则指出，苏联对美国的提案并没有想在根本上打消，只是提出若干修正意见。苏联的修正意见是正确的，正符合了要长期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复活的目标。此外，还有人列举美国方面取消赔款计划、释放战争罪犯、保存日本财阀、给予日本贷款、纵容日本法西斯势力活动等一系列“负责的言论与行动”，证明美国积极扶植日本已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周、胡之争的另一个焦点是关于苏联是否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周鲠生认为，尽管战后美苏之间已成对抗之局，“可是外交协商之途经并未闭塞，联合国组织仍然是大家共同尊重而应用之和平机构。国际上现在并没有真正不能解决的争端，也还没有绝对势不两立的国家集团。我们相信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像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这段话引发了胡适的一番感想。他说他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还曾一度梦想新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地步。但是近几年苏俄的行为使他改变了对它的看法：“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对于胡适关于苏联的那一番“感想”，周鲠生表示了“十二分的同情”，但对于胡适关于“苏联已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这一观点，周鲠生则予以了反驳。他说，“苏联现今仍是联合国之一个重要会员国，尚在继续参加联合国活动，苏联一天不退出联合国，我们便假定他没有放弃国际合作之路，没有关闭和平之门”。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支持者与周鲠生的支持者形成了明显对立的两派。支持胡适的人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人物，他们大多从“事实”出发来说明苏联已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在2月2日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就列举了包括“苏联在东欧之铁幕及扩张政策”、“苏联对德奥和约百般阻挠”、“苏联妨碍韩国统一”、“苏联破坏中苏条约”、“苏联对否决权无限制的应用”等所谓十大“事实”来证明胡适所说完全正确。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陈雪屏也表示同意胡适的看法，并称“斯大林的领土扩张，已迈越他帝俄的祖先了”。另一种是知识界人士，他们大多是从“理论”出发来证明苏联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王聿修认为，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共产主义的“本性”就是“扩张的”，因为“它认为非控制了全世界不算成功”，胡南林也认为，苏联“以共产主义实现世界革命的野心，始终未曾放弃，亟于向外发展，打破现状，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胡适之先生的看法”。
与胡适的支持者一样，周鲠生的支持者也或从“理论”或从“事实”来证明苏联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就事实而言，有人指出，苏联提倡集体安全制，一再宣言要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并且痛骂“战争贩子”，说明苏联同样需要和平。况且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牺牲太大，需要休养生息，因此“苏联绝不会贸然又发动一次战争，以自招更沉重的打击”。就“理论”而言，有人指出，苏联的社会制度不需要殖民地和市场，因此也不需要对外侵略。“世界革命之说虽甚可怕，但苏联人已不止一次宣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并存世界。既非势不两立，侵略战争亦无必要。”因此，把苏联当成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完全是胡适的“恐苏病”在作怪。
胡适与周鲠生对苏联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多大的歧异。余英时先生指出，从1926年到1941年，胡适一直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着比较肯定的态度。1941年后，他才第一次把苏联社会主义与德国的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相提并论，并认定其具有侵略性，与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能并存。周鲠生的对苏态度则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早年他对俄国革命非常欣赏，认为“俄罗斯革命是近世政治史上一个最重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不但是根本的改换了俄罗斯政治社会组织的面目，变动了世界的政局，并且在国民政治的解放和改造事业上供给了世界一个新的模型。”对革命后俄国所实行的反帝的外交政策，周鲠生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认为“苏俄总算是在列强中比较可以接近，比较不侵略的”。周鲠生对苏联的这种好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之后。在战争期间，周鲠生就表示相信战后的苏联尽管其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但它仍会与西方国家合作，为战后世界的永久和平而努力。周鲠生关于苏联并未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的判断，正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
周、胡之间的分歧及其各自所代表的立场，既是对国际局势的不同认识，也是对国内政局的不同认识。由于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心是防苏，它需要扶持日本，也需要扶持国民党政权。反过来，国民党政权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在国共内战的大背景下，批评苏联还是批评美国，就转化为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情中共的问题。当时周鲠生固然也是支持国民党的，但他反对“在国内造成紧张的反苏空气”，他希望美国的援助能实现中国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安定，如此“则苏联和平的政治的侵入自然失其效用”。因此他反对内战，反对武力解决的方式，这与胡适的立场是不同的。胡适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将使苏联在中国的势力增长，因此不希望看到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正如有学者所说，胡适藉着批评苏联，肯定自由民主的方式，以表达其在国共内战中支持国民党的立场，意图是很明显的。
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周、胡之间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美国国内两种不同外交政策和主张的分歧在中国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外交政策和主张，即以杜鲁门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和以华莱士（Henry A.Wallace）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外交。前者主张与苏对抗，后者主张与苏合作。
由于美国和苏联在战时形成的盟友关系在战争结束后很快瓦解，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逐渐走上了与苏联对抗的道路。1946年初，美国外交官凯南（George F.Kennan）从莫斯科发出一份著名的“长电报”，声称苏联决心要在全球扩张它的权力，美国对此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之后，凯南又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X”的文章，明确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他宣称苏联“始终坚信资本主义腐败透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肩负着促其灭亡并将政权夺取到自己手中的任务。”他认为在苏联的政治理念中，首要的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固有的对抗”的观点，“这观点业已多么牢固地嵌进了苏联政权的基础，它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俄国的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就是说，莫斯科一方绝对不可能抱有任何关于苏联和据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有共同目标的真正想法。”他断言，“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与苏联结成政治友好关系，在政治舞台上，必须继续视苏联为对手而不是伙伴，必须继续料想到，苏联的政策不会反映出不实际的热爱和平与稳定的愿望，也不会对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建立持久而令人满意的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表示出真正的诚意，而倒是会施加一种既小心谨慎，又持久不懈的压力，以期分裂和削弱一切敌对势力和敌对国家”。其时凯南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因此这篇文章实代表了美国官方对苏联的见解。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凯南的这篇文章，“向全世界透露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谓杜鲁门主义那一部分所依据的设想、估计和结论”。
杜鲁门在1947年3月的演讲中提出了后来为人熟知的“杜鲁门主义”。他决心以贷款、借款、赠款及其他方式，为希腊、土耳其提供金融上的援助，同时“派遣一定数目之美国军事人员辅导此等国家”，以“遏制苏联的扩张”。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表明，美国战前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已经消失，而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恐惧则日渐加深。尽管美国国内对杜鲁门主义撇开联合国单独行动的做法感到不安，但普遍同意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利用一切机会渲染苏联的威胁，为杜鲁门的外交政策辩护。蒲立特（William C.Bullitt）宣称，“在整个世界上，史达林的力量是在进攻，而民主国家则在后退。阻止史达林将欧亚非三洲的力量联合起来，对西半球作最后的进攻，乃是今日美国的一个重大课题”。
然而，杜鲁门的外交政策遭到了民主党领导人华莱士的批评。华莱士曾在罗斯福政府中担任过农业部长、副总统、商务部长等职。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他继续担任商务部长一职。他是美国政府中中间偏左的自由派代表，一直信奉罗斯福战时所设想的战后同苏联保持合作的思想。1946年8月23日，华莱士写信给杜鲁门，表示“我们对苏联作战会贻祸整个人类，所以我们必须去求和苏联和平相处的路径”。他还批评杜鲁门政府单独管制原子弹的方针，并提出“立即从事谈判建立一个国际管制和发明原子能的条约”。同年9月12日，华莱士针对当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主张对苏强硬的言论发表演说，批评贝尔纳斯的强硬政策，认为对苏的强硬只会导致苏联也强硬，因此对苏政策只能以和平与合作为出发点。华莱士的主张显然与杜鲁门政府推行的外交政策是相悖的。在华莱士演说之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他本人完全信任贝尔纳斯。贝尔纳斯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也都征得过他的同意。对于华莱士发表与政府当局外交政策相冲突的言论，杜鲁门表示不能容忍。他说，“美国人民虽可自由公开表示对任何问题不同意——包括外交政策在内，但美国政府必须在其对国际之关系中，保持单位之立场”。华莱士因此被迫辞职，转任《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主编。
华莱士就任《新共和》主编后，继续批评杜鲁门主义，宣传他的和平外交理想。他以罗斯福总统的继承人自居，力求建立美苏间的互信而消除战争的隐患。他批评杜鲁门援助希、土的计划“是消灭自由的计划”，必将“增大与苏联的冲突”。他认定“现在并无证据可以证明任何国家具有威胁侵略吾人或威胁吾人国家安全之行动”，为此他要求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制止“由政府煽动之战争歇斯的里亚”。1947年5月23日，华莱士提出了一个弭止战争的计划，内容包括以下四点：（一）军事上，包括一个可实行的世界性的原子能管制办法，杀人武器的解除及整个世界法西斯主义的肃清；（二）按照联合国宪章原则，消弭希腊与中国的内战；（三）使不自由的人得到自由，使流离失所的人有家可归，促进世界性人权法案的完成；（四）经济上，利用美国的资源，在联合国管理之下推行一个全世界重建的十年计划。两天后，杜鲁门政府通过媒体也透露了一个新的军事计划，内容包括以下三点：（一）美国实际已等于与希腊土耳其两国订立同盟条约，只要苏联的扩张政策一日不变，美国对此区域的责任也不会改变；（二）中东区域为美国在战争时期所必需的石油来源，所以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容它落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三）国务院与军部一致认为，达达尼尔海峡为危险的焦点，该峡一旦遭受威胁，美国将不惜武力抵抗。雷海宗指出，“这两件事，恰巧代表古今一切国际关系的两面，一面是人类的希望，一面是人世的现实”。在雷海宗看来，杜鲁门推行的是现实主义外交，而华莱士主张的是理想主义外交。
1948年的周、胡之争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外交与现实主义外交之间的一场争论。胡适的观点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国家“负责的言论与行动”及“已经公表的政府文件”上，反映的是以杜鲁门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观点；周鲠生的观点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的“舆论”上，反映的是以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主张。胡适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反对武力和暴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胡适的思想有一些变化，他不再一味反对武力主张和平，而是主张“武装的和平”。在1942年的一次演讲中，胡适说道：“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和平必须实力保障，没有实力的保障，一切法律和秩序只是空言罢了。所以我们心目中的新世界秩序，无论为太平洋区域或世界其他任何部分的永久和平着想，必然是‘武装和平联盟’。……为了巩固和平和秩序必须有优越的实力，……所有维持‘均势’的旧思想似乎现在都不中用了。因为所谓均势很容易被较优的暴力及其同伙所倾覆。所有国家的和国际的和平，惟有遵守法律和保障公共安全方面，将整个机构的实力组织起来，才能维持于永远。”从此，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胡适转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赞成美国扶植日本，主张对苏强硬，都是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
现实主义外交的主张是建立在“美苏冲突不可避免”的判断之上的，而其依据主要来自凯南对苏联行为所作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凯南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一向是依据它的理论，这些理论包括：（一）资本主义是个极坏的制度（二）资本主义含有毁灭自己的种子；（三）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将导致战争与革命。因为苏联以此种理论为外交政策的基础，所以美苏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苏联的外交政策并非完全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真正支配苏联外交的是事实的逻辑而非抽象的理论观念。当美国政府在极力渲染苏联的威胁时，苏联方面却在强调美、苏之间合作的可能性。1947年4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美国共和党要人司徒森（Harold Stassen）。在谈及美苏经济制度的差异时，斯大林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经济制度在世界上共同存在是可能的。“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但是两国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并不相同，但是两国在过去没有交战，而且苏联无意为此”。至于两种制度的优劣，斯大林说，“我们不必互相批评对方的制度，每一个人有权遵从他所要支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比较好些，历史将来会判定的。我们应该尊重美国人民所选择的制度。至于美国制度的好坏，那是美国人民的事。为达到合作的目的，并不需要制度的相同。对方的制度如得到它的人民的赞成，我们就应该尊重它。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达到合作”。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苏联的这种姿态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即使它与别的国家妥协，那也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最后它仍是要推翻世界原有的一切，不容许别种制度共同存在”，因此美苏之间的冲突决难幸免。
周鲠生则始终坚持其理想主义的外交信念，相信美苏之间的和平是可以实现的。他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的建立抱有很大的希望，并相信未来各民族各国家间的问题都将得到一个国际的解决。当国际联盟遭到破坏后，他仍坚信集体安全的原则，确信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安全与幸福，只有在全体安全与幸福确立的前提下才有保障。他说：“我们对于国际政治的立场，和我们对外政策的精神是一贯的。在精神上我们求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在制度上我们拥护集体安全。”他毫无保留地赞美理想主义的外交而批判现实主义的外交。他说：“人们设为现实主义的外交与理想主义的外交之分别，好像前者着重事实，后者则否。其实一切外交都以事实为本，未有外交而不讲事实的。真正的分别，不外是，理想主义的外交多少是要讲信义，讲道理，而所谓现实主义的外交，则只讲利害。为顾全自己的利害，可以抛弃条约义务，漠视法律正义，乃至推翻自己参加的国际决议，牺牲他国的利益或生命，亦所不辞。国际上的利害关系常有变动，于是现实主义派便不惜以今日之我与前日之我挑战，结果是所谓现实主义外交，直流于投机主义的外交。”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外交在原则上总是要趋向集体安全”，“如果有人认为在现实主义外交盛行的现今，我们有重新考虑外交的动向的必要，我们以为步趋应当特别慎重”。周鲠生的这一立场一直未变。在战后美苏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他仍然相信集体安全可以实现。他说：“如果大家朝着国际理想致力，依教育及宣传活动，使得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信赖集体安全制度，拥护联合国组织，……那么，集体安全的实现，更属有望。”这正是他与胡适的一个原则性的分歧。在他的文章遭到胡适的质疑后，他坦承自己“三十年来一贯的提倡世界和平，”他的想法“是一个wishful thinking or dreaming”。他所真正担心的，就是在现实主义外交驱使下，各国再次放弃和平的根本政策，重新走上战争之途。
当时主张理想主义外交的也大多人在。胡适的另一好友，也曾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协助过胡适办理外交事务的钱端升持论也与胡适不同而与周鲠生一致。他说：“国际政治具有两种不同的矛盾的性质。其一是现实性，其二是进步性。现实性的存在是极明显的。各大国都为自己打算。……但在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进步性也是不可否认的。”他所说的“进步性”就是理想主义者宣称的国际间的和平与合作。他批评杜鲁门被反苏势力所“挟持”，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希望美国能回到罗斯福时代与苏合作的传统。他认为美苏关系的恶化，美方的责任更大一些。他说，“假定美苏的斗争仍将加剧，我们仍是没有理由偏美反苏。美苏如有斗争，我们第一工作应是尽力以疏解两方，使斗争变成合作。疏解不成，则我们应本我们的道义感，站在有理的一方。从过去美苏的争执中，我们能说美国总是直的，苏联总是曲的吗？”费孝通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完全背离了罗斯福和赫尔（Cordell Hull）所确立的正确方向，“这也就是说，离开国际和平的目的很远了”。
总之，理想与现实，合作与对抗，这是美国战后两种不同的外交理念与主张，也是周、胡之间在外交理念上的主要区别，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说，周、胡之争实际上是美国国内两种不同外交政策和主张的分歧在中国的反映。
三、向左转与向右转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周、胡之争的前后，中国报刊上还展开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大讨论。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与胡、周之间国际问题的争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依据。换言之，从思想层面看，周、胡之争是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理念之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苏矛盾的激化和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国的自由主义迅速地向左、右两极分化。一些自由主义者虽然对共产党也持批评立场，但并不排除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施复亮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自由主义者固然希望避免流血的革命，但他更痛恨顽固的反动。革命是反动的结果，不是反动的原因。假使是要反对结果，首先要消灭原因。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即使不去参加或同情革命，至少也不应当站在反动方面去反对革命——即反对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争取自由的人民。”又说，“假使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个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自然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疑”。他把自由主义者所应走的道路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资本主义的经济”，但他强调，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者要在国共之外另走一条道路，而是要“根据这个来衡量国共两党的道路，知道谁跟自己接近，谁跟自己相背。……决不能被曲解为站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或以外的一种政治路线”。杨人楩的看法与施复亮类似。他说，“在必要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是不反对革命的，也不会逃避流血的革命”。“自由主义者自有其特有的见解。但是在追求进步的某一阶段中，他们可能和其他的政党合作，只要此一政党在此一阶段中有一个与他们所见相同的目标。对于已经完结其历史使命而不愿或不能再求进步的政党，自由主义者决无与之合作的可能”。这是自由主义的向左转。
另一些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一方面又站在反共的立场，对自由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殷海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从自由主义底本质着想，自由主义在现阶段的中国，似乎并不是毫无批判的余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注重于个人自由。个人自由诚然是可贵的，因为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从原则上说，这种主义是有绝对价值的。可是如果我们将现实客观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我们对于在中国现阶段里的个人主义就不能不有新的评价了。个人主义是经济上自由竞争与放任主义底产品。在经济遭受外来的压力和国家遭受严重外患底威胁时，个人主义势必难免陷入困难的境地。人是不能离开环境而独立自下而上发展的动物。环境之祸福休戚，在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个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国破家亡，个人的自由安在？犹太式的自由或是吉布赛式的自由是太可悲了”。殷海光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个人主义，其目的是把自由主义者团结起来，一致反共反苏。他声称，“铁幕政治正在向东南延伸。中国民族的独立受着空前严重的威胁。凡有独立思想能力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瞭，当前进行的战争不是某些人因企图淆乱视听而宣传的‘内战’，而是神圣的卫国战争。思想解放、人权自由和经济平等，这些要求对于中国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尤为迫不及待的就是保卫民族底独立。保卫民族底独立是上述三种要求实现之基本前提，……是自由主义者义不容辞的任务。”这是自由主义的向右转。
在向右转的自由主义者中，有一些人甚至走得比殷海光更远。他们干脆用三民主义来解释自由主义。顾毓琇认为，完全的自由与平等，是英美苏三国都无法做到的，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实现政治经济的完全自由与平等。中国今后应根据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原则，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前提下，保障自由，同时限制一部分人的自由，以谋民族独立；根据民权主义原则，使政治由不平等进至平等；根据民生主义原则，限制一部分在经济上的过分自由，使分配社会化。胡南林则说得更直接。他说，“国父孙逸仙先生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孙逸仙主义在一些细节上固然不是没有批判的余地，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却完全符合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和内容。孙逸仙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而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是经济平等与政治自由同时并重的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达到世界主义的先行步骤，而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归宿。……中国必须继续完成现代自由主义的革命，才能解除中国社会内在的矛盾，才能解除束缚，使中国社会中各个个体得到充分的发展。要完成现代自由主义的革命，就必须重新恢复孙逸仙主义的精神，重新实践孙逸仙主义。”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少，就连《大公报》都认为，如果离开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去别求所谓自由主义的道路，“尤为罪孽深重”。
中国自由主义的分化显然是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自由主义发展新趋势的影响。进入20世纪后，自由主义已经出现与社会主义合流的趋势，费边社主张基本工业国有和利润社会化可谓是这种趋势的具体体现。但这种合流的精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以后，才大为发达。拉斯基（Harold Laski）、托尼（R.H.Tawney）都有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于一炉的倾向。尽管1944年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出版他的著名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坚持任何计划都会损害自由的主张，但时人认为，哈耶克的主张“不但违背时代思想的潮流，恐怕在事实上也不能挽回历史的狂澜”。1947年4月，欧洲19国自由主义者在牛津大学举行国际自由主义大会，宣布成立“自由国际”（Liberal International），并发表自由主义宣言。宣言一方面重申了传统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信念，比如尊重个人，公民基本权利不可侵犯，民主政治等，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或对传统自由主义做了某种修正。比如关于“经济民主”的部分，“有一部分的话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绝对不说而社会主义者常说的。另一部分则是修正社会主义者的话。”国际自由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对中国自由主义者影响甚大。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自由主义者，都认为自由主义应包括“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两个方面。不过左右两翼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右翼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民主比经济自由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政治民主，经济上即使有平等也是怜恤式的。反之有了政治民主，一定能达到经济的平等。左翼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经济平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因为人类有了生存，才能讲享受自由，如果没有经济平等，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都是假的。
中国自由主义的分化同时也是受了美国自由主义分化的影响，或者说更主要是受了美国自由主义分化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之后，美国出现了两套对立的自由主义概念体系。即以杜鲁门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华莱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他们各自标榜自己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对方是冒牌的自由主义者。杜鲁门在他那次提出杜鲁门主义的著名演讲中，总共24次使用了“自由的”或“自由”的字眼。显然，杜鲁门把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看成了一场全球范围内关乎自由未来的斗争。在宣布杜鲁门主义讲话的前一周，杜鲁门还发表了一个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他把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减为三大自由。他保留了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被换成了自由企业的自由。杜鲁门显然又回到了传统自由主义的老路上。
华莱士代表了另一种自由主义的理念。他以罗斯福总统的继承人自居。他对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做了充分的发挥，并认为罗斯福提出而被杜鲁门抛弃的第四种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是新自由宣言的本质”。所谓“免于匮乏的自由”，罗斯福最初所指的意思是，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障碍，但他很快将这项自由与那些与民众有关的经济期望联系起来——保证美国工人和农场主的生活标准，保证战后经济大萧条不再发生等。华莱士则把这一自由进一步解释为加强政府的计划和干预以及实施广泛的社会政策。在华莱士看来，当全世界都向左转时，美国肯定不能单独向右。他坚信经济的合作比军事的对抗更能有效地传播美国的自由。他说：“我们相信混合型经济。政府的计划是必需的。我们相信与俄国的和解是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我们不是老式的曼彻斯特学派的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我们也不是戴着赤色帽子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杜鲁门代表的自由主义和华莱士代表的自由主义都在中国得到了介绍和宣传。华莱士则成了左翼自由主义者的一面旗帜，由于战后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始终坚持扶蒋反共的政策，一些原本支持国民党和追随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向左转。储安平在谈及这种转变时说，“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着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份。……但是这种感情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然而却是痛苦的。我们不满意目前美国种种对华做法，但我们不忘情在战时美国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我们无可抑止地仍然缅怀着故罗斯福总统的崇高伟大，但我们明白今日之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与这种感情一起变化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怀念罗斯福时期的“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认为那是“人类的前进路线”。他们认为近代的“自由”主要是指“不虞缺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并不包括“企业自由”在内。他们认为决不能因为主张政治民主而反对有计划干涉的经济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赞同华莱士的美苏合作的主张。
1948年的周、胡之争正是在这一特定语境中发生的。周鲠生反映的是华莱士所代表的那种左翼自由主义理念，而胡适反映的则是杜鲁门所代表的右翼自由主义理念。周鲠生无疑也是自由主义者。他始终相信民主政治是世界发展的大势，相信民主政治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周鲠生感受到了一种新变化，这就是“政治之经济的社会基础战后似为各国所共认”，“传习的个人权利，有的亦为社会的利益而新受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对社会化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的弊端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对和平的主张也更为坚定。他在国际问题上的主张就是建立在这样两个思想前提上。第一，美苏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或冲突，不是再一次世界大战所能解决的。其实苏联的共产主义固属过激，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到了顶点。为人类前途着想，希望世界上能有机会培养出来第三个势力，一种中和的势力，如现今英国所行的社会主义，以作一个缓冲”。第二，和平是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而和平只有在集体安全建立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他说，“没有安全，人类也就没有自由。我们记得罗斯福于其第三任总统起初，向国会宣布的四大自由中，包括无恐惧的自由一项。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所共同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中，也将无恐惧的自由接收进去。所谓无恐惧的自由，就是使人民在其国境以内有安全的保障。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这两次的主张，可说都是拥护集体安全的权威表示。”这些观点，都与华莱士的主张相近。
如果说周鲠生的思想是在向左转，那么胡适的思想则是在向右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胡适针对左翼自由主义者大谈“经济平等”的自由，多次撰文强调政治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他说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自由主义的绝大贡献正在这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他引英国工党为例，说明“民主政治的确可以扩充到包括全民利益包括社会化的经济政策”，同时他又引苏联为例，说明没有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他把苏联的出现看成是整个世界文化大趋势中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他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在两个世界之间或两种文化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说，“假使这世界是自由与非自由之争的世界，……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的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1948年3月，胡适重新发表1941年7月在美国所做的题为“意识形态的冲突”的演讲，并把标题改为“民主与反民主的观念体系的冲突”，作为对周鲠生的进一步回应和对他自己《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文的补充。
胡适选择的是一条向右的道路。他与周鲠生在自由主义理念上的差异及对国际局势的不同认识，大约就是他们俩人后来政治归宿不同的原因。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南京派来的专机飞离北平到了南京，他最终选择了“留在蒋的一边”。周鲠生则留在了武汉，等待武汉解放的到来。从此俩人便再也没有见面。1949年12月，胡适从香港《大公报》上得知周鲠生当选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离平后一直萦绕在心的“鲠生怎样了”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4期）
